（原标题：“手机给了怕沉迷股票配资相，不给怕落伍”，多屏时代下，我们如何做父母？）
英剧《混沌少年时》从一场清晨的逮捕开始，全副武装的警察闯进13岁男孩杰米家中，将其带走，并指控他杀人。看起来苍白、瘦弱的杰米令人难以将其与暴力联系起来。杰米的父亲对突如其来的一切感到茫然，但坚信儿子不是凶手，直到他从警察提供的监控录像中目睹在被捕前12小时，13岁的杰米尾随并杀害同校女生凯蒂的全过程。
一经播出，该剧集就立刻登上了Netflix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收视率第一的位置，成为社交平台上热议的话题之作。
影片并没有详细呈现案件的经过，而是从学校、家庭以及男孩与心理咨询师的对话三个角度切入，剖析造成惨案的原因。
剧中两个细节令人影响深刻。第二集中，直到同在该校就读的儿子逐一“解码”后，警察才读懂凯蒂在杰米社交账号底下留下的一连串表情符号，包括“100分”、“豆子”以及不同颜色的爱心等，这些并不是同学之间的友好互动，竟是青少年正在用emoji表情相互欺凌。第四集中，父亲对杰米学坏的变化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他想要台电脑，我们给他买了，还配了桌子、耳机和键盘。是啊，在房间里怎么能学坏呢”？
这两个细节都说明，除了现实世界，在互联网、智能手机中长大的青少年还拥有一个成年人不全然了解的数字世界。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便无从了解他们。
那么数字世界是如何在方方面面塑造了当代青少年的生活？而面对这个被技术重塑的成长环境，我们又该如何做父母？
“手机式儿童”正取代“玩耍式儿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媒介批判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文化像技术投降》相继问世，书中探讨了以电视、电脑为主的新媒体对人类，尤其是儿童带来的深刻影响。
2007年6月，史蒂夫·乔布斯发售初代iPhone，智能手机开始大量普及，移动互联网迎来爆发，一系列依据心理学研究精心设计，以提高用户黏性为主要目标的社交媒体相继诞生，5G网络以及人工智能迅猛发展。
今年，2007年出生的孩子刚满18岁，也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出生的这一代儿童、青少年是真正在数字全包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没学会走，就已经学会了如何打开手机。
2024年底，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发布的《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指出，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1.96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经过五年持续增长，目前已基本见顶，高达97.3%。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4）》指出未成年人首次上网年龄持续降低，10岁以前就开始接触各种电子设备、电子游戏、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达到63.9%。
在智能手机普及前，孩子们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还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出去玩，跟他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一书中提出，进入智能手机、社交媒体迅猛增长时期，童年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手机式儿童”正在取代“玩耍式儿童”，将当代儿童卷入一场浩大的社会实验中。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学习方式上。“很难想象（不用电子设备学习），现在对答案、复习、找作文灵感、上网课，老师交代作业内容都在网上。”在深圳读初二的黄织（化名）如是告诉记者。
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2023年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第五次互联网调查报告”），未成年网民经常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的比例达到88.7%。其次才是上网玩游戏（67.8%）、看短视频（54.1%）。
除了辅助学习，互联网海量的信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对于被问到“你在手机上看什么”时，黄织表示：“现在的大学生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没有什么不同的。”
数字世界中，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正在共享同一片信息海域，体验着这个时代、甚至浓缩了多个时代的“文化内容”和“情感状态”。
这样的媒介环境击碎了传统儿童接受信息的渠道：一是学校的信息分级系统股票配资相，二是家庭的过滤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之间的差距。
新的可能性由此产生。“上一届初中毕业生中有一个孩子通过自学熟练掌握了无人机技能，知道如何申请，如何飞、怎么拍、怎么剪。”吴颖（化名）是江苏常州一所九年义务制民办初中的心理老师。在她看来，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拥有了更多更高效的工具。“这对有目标有规划的孩子来说，是真的会获得更多的机会。一个年级中可能大概有十几个这样的孩子。”
互联网超越电视，成为当前未成年人获取新闻时间、重大消息最广泛的渠道。第五次互联网调查报告显示，通过抖音、快手、B站等视频类平台获取新闻事件、重大消息的未成年网民比例达到55.9%。而大多数未成年人认为短视频对他们获取信息、提升生活技能、培养兴趣爱好等多方面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未成年人短视频青少年模式使用研究报告》显示，超过七成(77.5%)未成年人认为自己使用短视频或直播后，在信息获取方面变得更好(“变好很多”和“变好一些”)；超过六成认为自己在生活技能(67.4%)、兴趣爱好(64.8%)、艺术素养(62.9%)方面变得更好。此外，在信息安全(59.2%)、知识学习(53.6%)、朋友交往(51.6%)上，也都分别有超过半数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使用短视频或直播后变好。
但海量信息的另一面是碎片化。两位受访教师都表达了类似的观察——当下孩子们通过互联网学到的东西远超成年人的想象，但同时却又不如他们自己以为的那么多。“老师以为自己讲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人知道的，但实际上班上孩子基本多多少少都听说过。”吴颖表示，“但如果你问深一点，细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碎片化的信息难以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海量信息往往以“答案”的形式出现，未成年人并没有“弄懂”，却产生了一种“懂了”的错觉。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薛贵教授曾指出，观看短视频只是被动接受，不会让人有深度思维的需要。久而久之，会降低了个体深度思考的能力。由于思维是以机构化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高质量的知识储备，人们也没有办法进行高质量的、有深度和创新性的思考。
另一方面，当6岁、16岁的孩子与26岁、36岁的成年人刷的都是同样内容，当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共享，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正如《童年的消逝》中所言——儿童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事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
在东莞某中学就职的历史老师汪有（化名）告诉《消费者报道》记者，她曾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刷到一些自己学校的学生账号，“粉丝量和点赞量都非常高。”而且，这些学生所发布的内容、语言和穿搭，根本“看不出来是未成年人”。
但他们仍然是儿童，拥有着诸多这个年龄段的特征——例如，心智仍未成熟，情绪容易波动，对外部评价敏感，更容易遭受到网上负面信息的冲击。吴颖表示，“很小的恶意在他们那也可以是天大的事情”，同时成年人能够分辨一些绝望的话语只是“吐槽”或情绪发泄，但未成年人很可能信以为真，从而将这些内容当作世界本来的样子——一个“邪恶、黑暗”的世界。
他们在互联网中收获关注，同时也暴露在风险当中。以手势舞为例，这类短视频正在当前学生群体中流行。“大家爱看、爱学也爱拍。”初二学生黄织观察到，同校同学中能在网络上获得一定关注度的账号大多都是靠发布手势舞视频。她明确知道，什么样的外貌风格更容易在平台中收获流量。
“长得比较网感的女生在抖音、视频号上发手势舞，直接就起号了”。黄织告诉记者，所谓“网感”指的就是五官小巧，皮肤白皙的清纯长相，“再跳一些萌萌手势舞，就会有很多人看。”但这些女孩在收到大量点赞和关注的同时，也承受着难以预料的评论、攻击和骚扰。
当代儿童、青少年或许具有“更成熟”的思想，但仍未形成足够理性成熟的判断力，仍然是比较容易被引导的群体。“当他们开始接触带有观念和价值判断的信息时，难免会有一部分信息，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举止，甚至对未来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吴颖指出，在追星群体中，这种影响尤为显著。
大粉（指头部粉丝博主）的话语往往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可能引导未成年粉丝进行网络攻击——比如“你们家哥哥不行，我们家才好”。同时历史老师汪有观察到，一些看似极端语言正以极其娱乐化和玩梗的方式在孩子间流传。例如“化粪池警告”、死亡被形容为轻飘飘的“重开一局”等。
他们不止是接受信息，也不断在互联网中输出信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指出，这使得当代青少年背上了更沉重的“历史包袱”——“今天，我们生活中受到的监视比几十年前的好莱坞明星或者国家元首还要严格得多。以往揭开富人和名人的生活秘密还需要一批经验老到的调查记者或狗仔队，而在今天，我们对什么人说了些什么、我们有什么观点等等内容却都能轻而易举地受到细致的监视并被分享”。
今天的儿童和青少年所肩负的‘历史包袱’超出成年人的想象。虽然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摆脱早年生活、爱情、工作、思想、行为、评论和所犯错误所遗留的影响，但今天的孩子们身处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一条愚蠢的评论可能会导致长达数十年的蔑视和网络欺凌。某个愚蠢的行为可能在几十年后再被翻出来审查。
“学校里就发生过有学生在抖音上吐槽同学，结果被吐槽对象本人刷到的情况”。吴颖表示，“这种情况处理起来也很困难，因为并不是发在私密空间，也不是像以前QQ空间那种比较小范围的传播，而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空间。”
黄织对类似情况并不陌生。她进一步解释，部分社交媒体有定位功能，如果开启了这个功能，就很可能被附近的人刷到。“我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确实曾有同学发视频被同班同学刷到”，视频内容被当作梗，在教室公共电脑中“示众”，“他可能会被当作梗从初一笑到初三。”黄织说。
孩子们总能绕开规则互联网对青少年成长产生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相较于电视、电脑、平板、游戏机等设备，手机功能更加强大也更加便携，孩子们可随身携带，随时随地上网。同时，电视尚有公共观看属性，有严格的节目审查制度，全家在客厅观看的场景也使得父母能够了解孩子的观看内容。随着“家庭共享屏幕”形式被打破，家长较难实时掌控孩子的上网行为，网络社交、游戏、短视频等内容的获取变得更私密化，这意味着孩子上网正在变得更自由、更私密。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立法限制或禁止低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平台的国家；法国要求15岁以下未成年人在使用社交网络前，须获得父母许可；美国佛罗里达州明确禁止14岁以下儿童注册社交账号，14至15岁的青少年则需父母同意。
国内相关政策也在逐步推进。2019年3月，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主要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线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该系统会在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浏览内容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上网行为进行规范，如禁止使用平台的打赏、充值、提现、直播、发布观点等功能。内容方面，会给青少年用户提供更适合观看的学习课程、科普知识等。此后，该模式应用范围从短视频平台延展到网络直播、长视频、社交等主流网络内容平台。
学校和家长也对孩子上网进行了限制。
“没有人玩手机会不被管，只是管得松和管得严的区别。”黄织告诉记者，班上同学大多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一天可以看1～2个小时左右”；第二种“比较极端，一天只能在凌晨12点后玩5分钟”；第三种是“背地里偷偷玩得比较狠”，这种则无法掌握其真实的上网时间。
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都清楚，尽管学校禁止，家长严控，但孩子们仍有无数种办法绕开规则。
当前普高基本禁止学生带手机，但黄织告诉记者，她仍见到有同学在校园内拿出手机，“之前我还刷到过有我们学校的人在网上发在学校上学一天的vlog。”
王柯洁（化名）所在的高中允许学生带手机，但对使用时长进行限制。“早上6：45拿到手机，7:40要交，下午5:00拿到手机，7点交，晚上晚自习结束后8点50或9点拿到手机，然后10点收。”王柯洁告诉记者，有同学为了躲避管制，偷偷攒零花钱，购买备用机在学校玩。
“100多、200就能买到二手苹果iphone7”，对他们来说，这样就够用了，因为“只需要抖音和微信”。同时，部分孩子可以通过不登录账号、不实名认证或亲人证件注册以及在电商购买账号等方式，绕开技术限制。
有效引导的前提是亲子关系稳固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对于数字移民一代（经历了互联网技术从无到有的70后、80后和部分90后）来说，互联网是为现实世界提供便利的工具，线上生活始终从属于现实生活。但对于数字原住民来说，线上生活与真实生活似乎一样重要，部分未成年人甚至认为，线上生活更加重要，他们在其中学习知识、表达观点、结交朋友，网络经历与现实经历共同构成了他们完整的生活。
多名学生向记者表示，在手机众多功能中，最重要的是社交和通讯。他们不仅通过社交软件与现实朋友保持联系，还在网络世界通过追星、写同人文等方式结交到素未谋面但志趣相投的朋友。
有研究指出，相较于现实生活中必须满足父母、学校的种种期待，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拥有更多“自主权”。他们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圈层，在其中尝试不同的身份与表达方式，尝试做出自己的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生产自己的文化。虚拟生活提供了一个异质空间，让他们得以对抗现实秩序的压抑，同时投射自身的真实需求与意义。
心理咨询师乔斯林·布鲁尔指出，社交媒体之所以对青少年具有强大吸引力，源于它恰好回应了他们在现实中难以满足的三种核心心理需求，“一是归属，孩子们在网上更容易找到那些有共鸣的同辈。二是胜任，青少年可以玩转滤镜、游戏道具，来表达自己和实现目标。三是自主的权力，青少年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定义自己是谁。这些需求很难在现实中得到满足。他们要穿校服，要完成数学功课，他们没有选择。这是关键。”
需求之下，孩子即便受到平台限制和成人意愿的约束，也要玩。黄织告诉记者，班上那位被家长限制一天只能玩5分钟的同学，喜欢拍手势舞视频。但是由于时间太短，所以需要提前安排好，“今天用五分钟学，明天用五分钟来拍。”
大多数孩子认为智能手机带来了便利、成长与乐趣，但家长却担忧孩子上瘾、影响学习。“想玩”与“不给玩”之间产生诸多家庭矛盾。“摔碎孩子电子设备”在不同家庭轮番上演。
黄织告诉记者，同龄人之间流传着一段调侃——当代父母爱说孩子学习不好都是手机害的，十年前的父母总说孩子学习不好是网吧、电视害的，n年前的父母总说孩子学习不好是蹴鞠害的。她认为，很多家长们将孩子成绩下降、追星、爱看网文等一切“他们不想小孩做的事情”简单怪罪到网络头上。
更现实的问题是，当大部分小孩都有手机类电子产品，共享同一片信息流时，没有电子产品的孩子则被隔绝在外。黄织告诉记者，这类孩子被同龄人称为“老式小孩”。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社交媒体会成为一些孩子寻求帮助的重要渠道。“我们学校之前就发生过有学生在网上发表了轻生言论，被网友报警后保证了安全。”吴颖认为“以前没有网络渠道的话，很多事情反而孩子们会憋着不讲，但现在他们多多少少在互联网都有自己感到安心的空间。只要他们愿意说出来，这些情况就有可能会被及时发现。”
事实上，当互联网如同水、空气一样存在时，试图造出一个没有互联网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太可能。因此，在吴颖看来，与其解决用不用手机的问题，不如去解决怎么用手机的问题。
首先，“家长希望孩子减少线上生活，就必须先把他们的线下生活填满，让孩子知道线下生活有什么能玩，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吴颖指出，其次“我们一般建议在孩子使用手机前，家长就应该和孩子共同制定一份使用守则。”这份守则应明确使用时间、用途以及违规后的处理方式，例如“什么时候可以玩、不能玩”，“能用手机做什么事”，“如果违反规定，要承担什么责任”。
不过，她同时指出，很多家长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误区。孩子往往只知道“几点能玩、几点不能玩”，却不了解背后的逻辑和责任。一些家长甚至跳过沟通环节，强行制定甚至临时更改规则，这往往会引发孩子的强烈抵触和对抗情绪。
除了规则制定，吴颖也提醒家长注意执行规则中注意节奏感。例如若约定使用时间为一小时，家长应该在剩余15分钟和5分钟时分别进行提示，给予孩子心理准备。“孩子最常说的话就是‘我这把游戏才开’”吴颖指出，“如果提前告知，还有5分钟，他们就会评估时间是否充足，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安排。”
一种十分常见的错误方式是，“家长给孩子一个小时玩，到点了之后直接拿走手机，孩子不肯，就开始抢”，激烈的争吵就开始了。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中，家庭抚育是未成年人教育中最关键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因素。吴颖指出，有效引导手机使用的前提是，孩子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基础足够稳固。家长要成为孩子信任的对象，而不是高压的管理者。与此同时，与正确引导同样重要的是，越早开始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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